对国内教育制度尤其是考试招生制度深有研究的北大考试研究院院长、原北大招办主任秦春华前往美国访学后，对中美教育对比研究有了更为深入和从容的思考。教育的核心价值之一在于生命的改变。秦教授关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同样一个孩子，在中国和美国上学的结果是如此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呢？
在秦教授看来，这种反差背后包含了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和社会制度等各个方面的不同，由此导致了中美两国在教育观上的巨大差异。
其中，他关于中美教育目的的对比分析尤为精辟深刻，对中国教育的竞争性文化所提出的质疑令人深思。
最近，在美国见到了不少老朋友，都是这两年陆续搬过来的，目的是为了孩子上学。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这样做的成本很高。一方面是家庭支出剧增，另一方面是夫妻处于事实上的两地分居状态。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值得，原因是孩子比以前健康开心了。
我理解他们的心态。这些孩子如果在国内读书的话，可能连考上211大学的可能性都不大，虽然他（她）们父母的成就很高。
但同时我也感到一阵悲哀。这说明我们的教育没有充分满足人们的不同需求，至少没有满足这部分人的需求。
于是我对一个现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什么同样一个孩子，在中国和美国上学的结果是如此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呢？
经过认真考察，我发现，这主要是因为由于在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和社会制度等各方面的不同，中美两国在教育观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或许可以解释我提出的问题。
从教育者角度来看，两国的教育目的不同
美国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把学生培养成为合格的或优秀的社会公民，是一种公民教育。
所有的公立学校——它们接受州政府的财政支持——目标都是为了提高本州人民的文明素质。
因此，美国各级学校在教育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如何减少学生的反社会行为。即使一个学生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反社会倾向，也会及早发现和干预。
私立学校的目标是培养未来的领袖，当然更加重视对学生的公民教育。
首先是非常强调沟通。老师经常鼓励学生把自己的想法真实准确公开地表达出来，而不是憋在心里不说。因此，大多数美国学生比较直接和阳光。喜欢谁，不喜欢谁，对一件事情的态度和自己的意见是什么，从小就会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
其次是允许学生犯错。美国人认为，任何人都会犯错，即使是圣人也会如此。
在美国人看来，重要的不是不要犯错，而是对待错误的态度，要勇敢地承认错误，对错误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对因为自己的错误而受到伤害的人真诚地道歉——道歉是美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方面。
做到了这些，一个人即使犯了再大的错误，自己也会坦然面对，至少不会心里不安——当然，还是要尽可能避免犯错误。面对人们犯错之后的精神压力，美国社会提供了两项重要机制予以帮助：
一项是宗教忏悔。一个人有了罪恶的想法，做了错事，可以去对神父说。神父会替他（她）保密。如果仅仅是只有想法还未付诸行动，神父还会进行劝阻。从心理学上说，一个人把自己的秘密说出来后，往往会如释重负。这将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因为焦虑等原因而可能导致的反社会行为。
另一项机制是心理治疗。美国人认为，许多事情自己是无能为力的，特别是来自精神方面的压力，必须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他（她）们的口头禅是：“你需要帮助。”
第三，尽最大可能发现每一个学生的特点和优势，为他（她）提供富有针对性的教育，不断提升他（她）的自信心。
相比而言，中国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因此，在教育过程中，非常重视对学生政治意识的塑造和专业技术的训练。前者可以保证学生未来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后者可以保证学生未来满足工业化建设的各种专业人才需求。用一句形象的说法是“又红又专”。
这种根源于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教育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具有深远的影响。
在大学的教育实践中，“红”的职能主要由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完成，“专”的职能由细分的专业化教育完成。在基础教育阶段，老师非常重视基础知识的讲授和训练，以及针对考试而进行的各种技巧训练，等等。
为了保证教学秩序和便于管理，老师更喜欢听话的孩子，很少鼓励学生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因此，许多学生到了大学课堂上，还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甚至还会害羞脸红。
这就是为什么和同年龄的美国学生比起来，中国学生的基础知识极为扎实，但很少能够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并且往往显得老气横秋，缺少孩子应有的活泼和自信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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